说起边章五这个名字，估计大伙听着都有点耳生，毕竟在新中国那星光熠熠的将帅名单里，确实找不到他的名字。可要是论起他在革命年代立下的汗马功劳，那分量一点都不轻，完全够得上开国中将的军衔。
只可惜他天不假年，在1955年全军大授衔的前一年，也就是1954年，因病在北京溘然长逝，没能等到那枚属于他的勋章，这也成了很多老战友心中的一大憾事。
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张老照片，是1949年拍摄的，那时候边章五正在苏联养病。照片的拍摄地点，是莫斯科近郊大名鼎鼎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庄园，这地方是沙俄时代遗留的贵族庄园，红墙白柱、喷泉雕塑，透着欧式典雅气派，在苏联时期更是重要外宾的休养场所。
照片里的边章五，穿着一身浅色条纹衣服，双手随意插在裤兜里，腰背笔直，眼神沉稳，气质沉稳又不失威风，一点也不像个正在养病的人，反倒像在视察工作的将军。
可谁又能想到，这看似悠闲的背后，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辛劳。他名义上是来苏联养病，实际上一点也没闲着。当时新中国刚成立，中苏关系正处蜜月期，苏联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大国，很多军事、外交合作都要从零开始。
边章五的身份是新中国首任驻苏武官，他一边在医院调理被多年征战拖垮的肝病，一边还要对接苏军高层，处理各种军事外交事务，每天日程排得满满当当。这次休养虽让病情有所缓解，但并未根治，也为他后来的英年早逝埋下了隐患。
边章五是文武双全的老革命，履历随便拎出一段都足够亮眼。他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，是科班出身的军事人才，这在当年红军队伍里凤毛麟角。
1931年，他作为核心骨干，参与领导了震惊全国的宁都起义，把国民党第26路军1.7万余人、2万余件武器带入红军，这支部队后来改编为红五军团，成了中央苏区的劲旅，极大增强了红军实力。之后他跟着红军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，负责绘制行军路线图、组织设营和后勤保障，用专业知识为战略转移提供了关键支撑。
到了抗日战争时期，他又转战统战和军事教育岗位。协助周总理、叶帅在武汉、南岳等地开展抗日统战工作，还担任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教官，为推动国共合作抗日立下汗马功劳。后来他回到中央军委，历任第四局、第一局局长，参与核心作战指挥和情报分析，是毛主席、朱老总身边不可或缺的参谋人才。
解放战争时期，他被派到东北，先任旅大公安总局局长。当时旅大局势复杂，既有苏军驻军，又有伪满残余和国民党特务，暗流涌动。边章五到任后迅速稳定局面，打击地下武装，粉碎国民党接收阴谋，把这里建成巩固的解放区，为东北解放战争提供了重要后方基地。
之后他又任辽东、辽宁军区司令员，参与辽沈战役，组织地方武装、支前和剿匪，为东北全境解放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他本可稍作休整，可朝鲜战争爆发又把他推到风口浪尖。1951年，上级一纸调令，他带病从苏联紧急回国，任志愿军第23兵团副司令员，随后作为首席谈判代表之一奔赴板门店，和美方展开旷日持久的唇枪舌剑。
在谈判桌上，他立场坚定、逻辑清晰，既坚守原则又灵活应对，被战友们称为“谈判桌上战胜美帝国主义的硬骨头”，为争取公平合理的停战协定作出重要贡献。
可这位为国家和人民拼了一辈子的老革命，没能等到胜利果实完全成熟。长期超负荷工作，让他本就虚弱的身体彻底垮了。1953年他确诊肝癌，1954年2月9日在北京病逝，年仅54岁。
他的一生，从宁都起义的枪声，到长征路上的草鞋，再到板门店的谈判桌，每一步都走得坚定有力。虽然没能等到授衔的那一天，但他的名字和功绩，永远值得我们铭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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